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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金融及相关案例审判要旨(三)  

2014-08-11 10:29:22|  分类: 民商事诉讼裁判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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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金融及相关案例审判要旨(三)

 

十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地名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该地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行为人对他人注册商标中地名的使用是出于善意,是为了表明产地或地理来源,使用后也不会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或误认的,属于法律规定的正当使用。若行为人对地名的使用并非出于善意,其主要目的是为攀附他人已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地名商标的商誉,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或误认的,则该使用行为不属于正当使用,而构成商标侵权。(2007年第2期)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灌南县预算外资金管理局、两相和公司诉陶芹商标侵权纠纷案中认为:

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陶芹在其生产的原浆酒包装上使用“汤沟”字样是否侵犯了涉案“汤沟”商标权。

商标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同时,商标懒法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一)将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根据上述规定,对于注册商标中涉及地名的,商标权人虽然无权禁止分阶段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正当使用该地名来表示商品与产地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有证据显示,他人使用该地名并不是出于标注产地的需要,而是出于攀附商标权人注册商标的商誉或知名度,以使消费者产生混淆或误认等不正当竞争意图的,则应当认定该使用行为超出了我国商标法规定的正当使用范畴,构成商标侵权。

本案中,上诉人预算外资金管理局所有的注册商标中“汤沟”二字虽然来自于地名“汤沟镇”,但由于上诉人在酒类商品上作为商标的长期使用,“汤沟”二字已经不再仅仅具有标明产地的含义,而是成为上诉人产品的代名词。加之“汤沟”牌白酒自90年代以来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大奖,在白酒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汤沟”作为酒类商标的知名度已明显高于其作为地名的知名度。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陶芹的灌南县汤沟曲酒厂作为后开办的企业,在相同商品上使用“汤沟”地名时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即只能限于正当表明商品产地的需要。按照正常的经营惯例,商品的生产经营者若想表明商品与产地的联系,一般只需在包装的适当位置注明其厂址即可。即使想特别表明商品的产地,亦只需单独标注该地名即可。而陶芹在其产品包装的合理位置已明确标注其厂址“江苏省灌南县汤沟镇”,足以表明商品产地的情况下,又在产品包装的中部使用较大的字体标注“汤沟”而非“汤沟镇”,并且使用了和涉案注册商标中“汤沟”文字相同的繁体字。以上事实表明,陶芹的行为并非单纯出于标注商品产地的需要。

“灌南县汤沟曲酒厂”确实是被上诉人陶芹合法注册的企业名称,但该企业名称中的“汤沟”与涉案“汤沟”文字图形组合商标构成近似,且陶芹生产的商品与上诉人“汤沟”注册商标标注的商品类型相同。在此情况下,为了防止消费者对商品的生产者及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或者误认,陶芹应当在产品包装上清楚、完整、规范地使用其企业名称,而不应只突出使用其中“汤沟”字样。陶芹已经在产品包装上清楚、完整、规范地使用其企业名称“江苏省灌南县汤沟曲酒厂”,又在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注“汤沟曲酒厂”,并有意将“汤沟”与“曲酒厂”作不同的底色处理,故意突出“汤沟”二字,淡化“曲酒厂”三字,同时将自己的商标“珍汤”标注在很不起眼的位置,而且隐藏在复杂的装饰图案之中,不仔细辨别难以发现。陶芹的上艺术品行为具有明显的攀附涉安要“汤沟”商标的意图。由于涉案“汤沟”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普通消费者对在酒类商品上标注的“汤沟”二字和第一印象首先是商标,而不再仅仅是地名。因此,陶芹在其生产的原浆酒上突出使用“汤沟”二字,容易使消费者将其产品误认为两上诉人的商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控侵权产品在实际销售中也确有被当作“汤沟”原浆酒进行销售的情形。

综上,被上诉人陶芹在其产品包装上突出使用“汤沟”文字,其主观上并非出于标明其商品产地、来源的正当目的,不属于我国商标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正当使用,亦不属于对其企业名称的正当使用,而是构成了对上诉人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和两相和公司“汤沟”注册商标权的侵犯。两上诉人关于陶芹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采纳。一审判决关于陶芹对于“汤沟”字样的使用属于对企业名称和地名的正当使用,不构成商标 伊宁以的认定错误,应予纠正。

因被上诉人陶芹擅自将与涉案注册商标中相同的文字作为企业字号在相同商品上突出使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认,侵犯了上诉人预算外资金管理局、两相和公司的注册商标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但因陶芹的侵权行为仅表现为对其企业字号的突出使用,而含有该字号的企业名称本身并不构成商标侵权,故两上诉人关于判令陶芹变更其企业名称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数额,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陶芹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上诉人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和两相和公司对于因陶芹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亦无法计算,故根据陶芹侵权的时间、性质、后果以及两上诉人注册商标的知名度等因素,酌定本案的赔偿数额为100000元。两上诉人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公证费及合理的诉讼代理费用,陶芹亦应予以赔偿。

据此,作出判决。

 

十三、(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约定所附条件,是指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一定的条件,以条件成就与否作为合同效力发生的根据。该条件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不确定的、约定的、合法的事实。政府机关对有关事项或者合同审批或者批准的权限和职责,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属于当事人约定的范畴。当事人将上述权限和职责约定为合同所附条件,无论政府机关对该事项是否需要进行审批,均不符合法律规定,视为没有附条件,所附的“条件”不产生限制合同效力的法律效果。(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土地用途与规划和评估报告中的土地用途不同,如果可能导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低于订立合同时当地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确定的最低价的,属于影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价格条款效力的因素,但不导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除必须遵守法律外,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还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国务院下发的有关规范整顿土地出让市场秩序的通知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颁发的贯彻配套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属于国家政策。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在200271日前未经市、县政府前置审批或者签订书面项目开发协议而在此后协议出让经营性用地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改为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完善招标拍卖挂牌手续的,属于对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影响到相关合同能否实际履行以及是否解除问题,不影响和限制合同的效力。(四)解除权在实体方面属于形成权,在程序方面表现为形成之诉。在没有当事人依法提出该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径行裁判。(2007年第3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崂山区国土局与南太置业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中作出(2004)民一终字第106号《民事判决书》。

 

十四、(一)在网络交易中,提供交易平台的网站与交易双方之间构成居间关系的,网站负有合同法所规定的居间人的义务,如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合同双方如实报告,不得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等。如果违反这些义务,网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当事人通过网站交易平台与他人订立网络买卖合同,但未实际履行该合同,而是利用网站提供的合同对方的个人信息,通过电话联系方式与对方订立了与网络买卖合同完全不同的新合同,该新合同与网站无关,当事人因履行该新合同而遭受损失的,网站不承担赔偿责任。(2007年第3期)

上海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在《应某某诉亿贝易趣网络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中作出如上判述。

 

十五、《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主要事实不服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这里的“复查”应当理解为原审批机关对劳动教养决定进行重新审查,而不能理解为或者视为行政复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行政诉讼案件必须经过行政复议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有权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自由选择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7年第3期)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白某某不服天津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决定案中作出如上判述。

 

十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法人响应政府号召,以向政府书面请示报告并经政府审批同意的形式介入市政建设,政府在不通知法人参加的情况下单方就法人介入市政建设而享有的优惠政策作出决定,法人只能按照政府决定执行的,法人与政府之间并非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关系,双方亦没有就此形成民事合同关系。因此发生纠纷,尽管双方之间的纠纷具有一定的民事因素,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2007年第4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大庆市振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大庆市人民政府债务纠纷案中作出(2006)民一终字第4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

    第一、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优惠政策制定和履行中地位不平等,不秘史于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本案振富公司是响应“大庆市委五届三次全委 提出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和招商引资作为今后工作重点”的号召,以向市政府书面请示报告和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同意的形式介入讼争供热工程建设的。以后,市政府在不通知振富公司参加的情况下,单方召开市政府办公会议决定由振富公司承建讼争项目,并在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二)中制定了优惠政策明细,振富公司接受政府办公会议决定后,其职责是按照政府行政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履行,并无与市政府平等协商修订市政府优惠政策文件的余地。讼争供热项目建成后,市政府优惠政策使用不足部分能否以现金抵顶,也是由市政府单方决定的,是由政府审计、计划、建设、开发等行政管理单位按照市政府领导行政命令单方审核确定下来的。讼争供热建设项目优惠政策的确定、振富公司介入的形式以及讼争工程结算款的确定等诸多方面都是市政府单方决定的。尽管双方当事人之间在本案讼争建设项目上不存在领导关系、隶属关系,但上述案件事实表明,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优惠政策方面居于支配和主导地位。振富公司虽然具有是否承担讼争项目建设的决定权,以及对优惠政策如何理解、如何执行的建议权,但从整体上讲,在介入方式、优惠政策制定及如何履行优惠政策等方面,振富公司居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双方当事尚未形成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

    第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形成民事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是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形成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协议。市政府制定的办公会议纪要(二)明确了优惠政策原则和优惠政策方案,是本案讼争供热建设项目得以执行的主要依据,但该优惠政策是市政府单方制定的,未邀请振富公司参加市政府办公会议并与之平等协商,也未征得振富公司同意,市政府作出的单方意思表示,没有振富公司的意思配合。因此,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等相关文件不是双方平等协商共同签订的民事合同。

    综上,尽管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讼争的法律关系存在诸多民事因素,但终因双方当事人尚未形成民法所要求的平等主体关系,市政府办公会议关于优惠政策相关内容的纪要及其文件不是双方平等协商共同签订的民事合同,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此纠纷是市政府前届领导在兑现振富锅炉房优惠政策额度以及有关讼争项目遗留的未了事项,应当由大庆市本届政府领导继续解决。原审法院将此作为民事纠纷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应予纠正。

 

    十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偷开机动车辆造成车辆损坏的,应当按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行为人从停车场将他人的机动车偷开后造成车辆损坏,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虽然开办停车场的单位与车主之间存在车辆保管合同关系,但该单位不属于依法负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其与车主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同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系不同的法律关系。车主以该单位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并主张该单位对犯罪人应负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据此,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应当限定为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2007年第4期)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在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诉李某某故意毁坏财物案中作出如上判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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